酒在医药史上的关键地位：医药源于酒的奥秘

在医药史上，酒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古人有‘医药源于酒’的说法。这一说法揭示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在农业与医药的开创时期，人类对医、药、酒、食的认识是模糊的。‘神农尝百草’的传说，旨在辨识可食之物，以谋求生存。当人体出现不适时，人们会寻找解脱苦痛或复壮强体的物质。‘尝味百草’的过程中，食与医紧密相连。《周礼》中提到‘先味而后药’，强调人与四时相适应的原则。中医学中将食治疾病的方法称为‘食疗’，这是中医最古老的疗法之一。

在自然界中，草、木、虫、兽各有不同的‘性味’与‘致病’特性，人类发现并总结它们作为药用的特性，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的。后世在探求医药起源时，自然将‘药酒溯源’作为研究方向之一。医学文献与出土发掘都表明，既可食用又能药用的‘百草’很多，如桃仁、杏仁等植物的果实。《吕氏春秋，本味篇》记载了伊尹论‘阳朴之姜，招摇之桂’，指出姜、桂既是食用的调料，又可用作药品医病。

酒虽以流质的饮料为人类所‘尝味’，但其可食可药的特性也同样为人类所‘辨析’。‘医食同源’的说法，正取其‘尝味百草’的本义。然而，为何独称‘医药源于酒’呢？这涉及到酒的可食可药特性。

《食物本草》引《博物志》的记载，指出酒具有‘势辟恶，胜於他物之故也’的特性。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《千金要方》中提倡以药酒预防瘟疫、时疫的流行。现代医学已经提示，酒中所含的乙醇能被人体内的氢酶氧化，生成乙醛，再氧化为乙酸，从而加速了人体血液的流动。‘冒雾晨行’的饮酒者因为得酒相助，方能健而无虞。

酒以其气悍、质清、甘辛、味苦、性热、有毒的特性，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饮料，雄居药用食物之首。班固的《前汉书，食货志》称：‘酒为百药之长。’古人对药酒的褒奖，除了指药用食物之外，还应包括另外两层含义。

一是指百药的范围，即泛指草、木、虫、石、谷‘五药’；二是讲百药的‘性味’与‘致病’，唯有借助酒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。中医典籍《神农本草经》并未设酒的专门条目，但是记酒之‘性味’，论‘酒为百药之长’已多有涉及。

出土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养生方》、《杂疗方》已记载酒剂配方几十首，《黄帝内经》亦有‘左角发酒’治尸厥，‘醪酒’治经络不通、病生不仁，‘鸡矢醴’治膨胀，以及红兰花酒、麻黄醇酒汤、括萎薤白白酒汤、五加酒、木膏酒、松叶酒等，证明临床中宜‘酒渍’、‘酒泡’、‘酒煮’、‘酒洗’的入酒之药已遍及草、木、土、石、谷五药之属。

酒作为‘引经报使’的最好‘向导’，可调和诸药，引药力直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。使主药功效得以加强，毒性或峻烈之情得以控制，使苦寒药物得到反佐或缓解。这样的酒制药物疗效独特。

如黄连酒制可引药力上升，促进清除头目热燥；何首乌善解诸毒，酒制后可补肝肾；黄柏原可祛下焦湿热，配酒可兼清除上焦诸火；黄芩则借酒之力，能消四肢肤表之热。

《汤液本草》曰：‘酒能行诸经不止，与附子相同。味之辛者能散，味苦者能下，味甘者居中而下缓也。’酒‘为导引，可以通一身之表，至极高分。’酒素享有‘天之美禄’之誉，本身固有消食导滞、和胃醒脾之功能。

因此，《圣济总录》称：‘药酒长於宣通气血，扶助阳气，既可用於祛疾，又可用於防病。’《史记，扁鹊仓公列传》载现存最早的医案文献二十五则，其中即有‘药酒’治疗两则。

一是以‘三石药酒’治愈济北王的‘风蹶胸满’，一是用药莨菪一撮配酒饮服治川王美人难产，皆可作为药酒疗疾的力证。

医学上因为酒的药用功效确非一般药物可比，所以《名医别录》终於正式将酒列於‘本草’的中品之位。唐宋以降，凡本草文献多设有专节篇章论药酒，仅《本草纲目》卷二十五条项即辑录药酒约七十种。

后世的医药学家对药酒的研究已不限於疗疾，也更加重视以药酒来防病，从而使裱补益强身类的保健药酒日益增多。中药学倡导‘防患於未然’的预防思想，促进了药酒研制的飞速发展，宋代药酒种类与数量的剧增成为这种发展的标志。

于是酒与人类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，‘医药源于酒’的说法也就延续至今。